卞稚珊

黄埔军校“清党”前后纪实

自从“四一五”事变后，黄埔军校因师生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全被清洗，已失去了革命灵魂。校内除少数孙文主义分子外，其余都是惊弓之鸟，只好保持沉默。惊魂甫定，不料又传来汪精卫反动集团于7月15日在武汉举行所谓“分共会议”，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其残暴程度，不亚于四一二大屠杀。

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之后，还急急忙忙地潜回黄埔军校，以党代表名义召集全校师生讲话，意图继续施展欺骗伎俩，蛊惑人心，他在孙中山像前，一反其过去拥护“三大政策”的口吻，说共产党加人国民党，这是破坏国民党；放手组织工农、武装工农，目的在于消灭国民党，因此要坚决地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等等。之后不几天，蒋介石来电调第五期（包括武汉分校在内）学生到南京，我们由海道乘轮前往，这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将第五期毕业生分发后，即奉命回黄埔军校接收第六期入伍生升学。

第六期人伍生于1927年10月初升入本校分科学习。校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仍由蒋介石、汪精卫、邓文仪分别挂名。当时广东的实权掌握在第八路军总指挥兼黄埔军校副校长、代理校长李济深手里，他派第三军军长李扬敬（号钦甫，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人称“文胆”）任教育长，主持一切。何彤任办公厅主任，罗植椿任训练部主任，肖钟钰调步兵第一学生大队长，邓挥任炮兵队长，郑彬任工兵队长，皆住校本部。我调升步兵第二学生大队上校大队长，下辖吴纲、白肇学、陈明仁、陈长捷等中队，住离校本部约2华里的平岗。学生来源除了郭大庸、李亚芬所率两团人伍生照例升学以外，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办的农业训练班的学生五六百人，亦并入第六期肄业（其中有的只高小文化程度），以致造成中央与地方的两派，彼此互不团结。与此同时，还将原学生军进行甄别后，编为第七期入伍生，驻在燕塘。经过一番整顿、调动，又开始上课。

当时，占领了广州的张发奎，把大部分兵力外调去争夺地盘，广州空虚。隐蔽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叶剑英等，为了给广州起义作必要的准备，决定首先提取黄埔军校的武器，进而控制黄埔军校。遂于同年10月末派第四军的一个营，由教导团中原第五期被清洗出去的共产党员学生打先锋，强行提取位于校本部与平岗之间的鱼雷局军械库所存的枪炮。一登陆即与驻在校本部的步兵第一学生大队发生冲突。这批打先锋的学生对肖钟钰在“清党”时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要找他算账。结果，李扬敬、何彤、罗植椿、肖钟钰、邓挥、郑彬等高级负责人都在混乱中弃职潜逃。当时我驻平岗，师生们正在上课，突闻校本部方向发生密集枪声，有当地居民跑来反映，说是土匪抢枪。这时电话已断，与校本部失掉联系。而枪声越来越近，气氛越来越紧张，我感到护校有责，遂紧急集合全大队教职员生近2000人，就内操场坐下，说明情况，要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由于刚刚升学，每大队只发给门岗步枪50支，其余长短大小枪炮都保存在军械库。我立即命中队长吴刚、白肇学各率两班精干学生，分别分布在通向鱼雷局的桥梁右侧倒吊葫芦和正面操场的山岗上。因为学生初临实战，尚欠沉着，一进阵地就开枪了。相互射击10多分钟，白肇学的手负了伤，一名朝鲜学生阵亡。我发现对方后续部队很整齐，戴的是铜箍帽，始知是正规军而不是土匪，就吹停战号，开始双方对话。对方来人自我介绍是张营长，黄埔三期生，要我们照常上课，只是三天之内不得通过设在桥上的警戒线。我说，大家既然都是黄埔同学，那就双方都有维护黄埔荣誉的责任，我们刚才误以为是土匪才开了枪。至于双方伤亡，各自料理（对方阵亡一排长）。误会解释后，对方立时跑来10多名学生，向我频频问好。我才认出是“四一五”被清洗的第五期共产党员学生。他们追述了逃离险境后即去武汉分校编入教导团的经过。这次回黄埔，是专为提取军械库的1万多支步枪、二三百挺机枪和几十门炮而来，与军校的教育工作无关。

经过三天，他们运完枪炮，撤去警戒线后，又随即派前教导团团长杨树松（前任是叶剑英）接替原教育长李扬敬的职务；派教导团指导员王侃予（是我在原建国联军川军随营干部学校任教时的学员，黄埔四期生，共产党员）接替原办公厅主任何彤的职务；派教导团教官宋香涛（保定军校八期生，共产党员，是我在保定的同学）接替步兵第一学生大队长肖钟钰的职务；派我继续担任步兵第二学生大队长职务；同时在各中队都派有共产党员担任指导员，又恢复了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那样的新气象。但是，属于孙文主义学会的一小部分官生，因感到军校整个领导权已转移到共产党之手，恐怕对他们不利，竟纷纷擅离职守，相率他去。带头的是中队长陈明仁，他首先逃往南京。蒋介石即升任陈明仁为大队长，负责收容从黄埔军校北上的学生在杭州集中。

以上事实说明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是有贡献的。但是，当时黄埔军校的整个领导权既然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为什么几千名学生，没有同特务营一致行动？现根据我的亲身经历，翔实述之如后。

在广州起义的前一天——1927年12月10日，广州市宣布了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还拘留了许多人。这些消息传到黄埔岛上，引起了教职员生的窃窃私议。11日凌晨，距离广州市有40华里之遥的黄埔，突然听到广州方向有密集的枪炮声，也看到火焰直冲云霄。我打电话向校本部联系，答复是：应维持好秩序，照常上课。尽管我不断进行精神讲话，但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种种迹象，不能不使人疑窦丛生。12日午后5时许，王侃予邀我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到校本部开紧急会议，决定：一、责成大队长卞稚珊以校总值星官的职权，督率全校师生员工照常上班上课；二、特务营另有任务，所遗警卫工作，各大队应各选学生50名，由校总值星官统一指挥接替；三、经理处负责预支各单位10天经费，备足10天伙食；四、待特务营到达广州后，再派人联系。随后王侃予、宋香涛、缪芸人等率领特务营全副武装，以急行军的态势，在海军码头乘轮渡江，向瘦狗岭方向开去。不料，他们从此一去就没再回来。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广州起义。而几千名学生所以未能一致行动的原因，则是：一、“清党”后的政治部是孙文主义学会头子邓文仪担任主任，虽系挂名，但学生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还没有摸清楚。这是起义条件还不够成熟之一；二、自从“清党”之后，师生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几乎绝迹，仅凭少数指导员做政治思想工作，还需要一段过程；三、由于陈明仁一走，在杭州公开收容北上学生，已使师生踌躇不定，再加上李扬敬在师生中制造中央与地方的隔阂，闹不团结，这也是起义条件还不够成熟之一；四、存在军械库备学生使用的枪炮早被提走，没有像教导团那样缴了枪又重新武装起来。这些说明了在广州起义中仅黄埔军校的特务营参加，而广大师生未能一致行动的原因，但绝不能因此抹杀了黄埔军校整个领导权，从杨树松等接管起到广州起义失败以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这段史实。

随着广州起义的失败，黄埔军校又重新出现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李扬敬卷土重来，恢复了教育长职务。利用职权，培植党羽，变过去的拥蒋为拥李（济深），以致属于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学生继续大量离开军校，第六期学生和第七期入伍生，分成两路逃跑。一路到杭州陈明仁处被收编为一个学生大队，约有1000余人；一路则到湖南沿粤汉铁路投奔原教育长时任新编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约有2000多人。以上两路学生加上当时长沙、武汉分校的学生，编入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的第六期、第七期分别修学毕业。因此，第六、第七期学生，便有黄埔本校与南京中央军校之分。

黄埔第六、第七两期学生虽然大部都到了南京，但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并不因此就感到满足。他在1927年冬自日本回国后，就加紧控制黄埔军校，赓即特派刘光（号君实）代理黄埔军校校务，并提升我兼校务委员。由于时局混乱，军心仍不安定，继又派何遂（号叙甫）主持校务。经过整编，原来将近3000人的第六期生，只缩编成步兵科三个中队、炮兵科一个中队、工兵科一个中队（不包括合并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办的农业训练班学生）。1928年冬第六期毕业、1929年底第七期毕业后，所有教职员工全部调到南京中央军校，余少数人调燕塘军事教导队。轰动一时的黄埔军校本校，就这样结束了。

录入校对：观棋不语

来源：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