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咸宗根据其母陈氏口述记录整理

我所知道的廖耀湘和他的夫人

按：我母亲今年88岁，1927年出生，现居住在南京。1946年冬天曾经因为没有了工作，经别人介绍到那时任东北国军第九兵团司今的廖耀湘沈阳的家里，给廖司令的太太黄伯溶注射打针，历时两个月。在这期间，每天与廖司令一家共处，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那时候，母亲时年不满20岁，平民出身，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官，但廖司令一家没有架子，平等相待，如同自家人，尽力让这个十分拘束胆怯的小妹妹，心情愉快地度过了战争期间的一段岁月。一年以后，母亲回到上海在平民医院工作，应廖太太黄伯溶之请，到上海徐汇区的齐齐哈尔路（乌鲁木齐路？）见廖太太并一起吃饭，共教旧情，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情缘。

近日，凤凰卫视采访廖司令的后人，得知廖太太黃伯溶到美国后，活到104岁高寿，十分欣慰。为了让抗日英雄、当年日寇在南京受降时让中国人自豪和扬眉吐气的中国人和南京人所熟知的廖司今的后人知晓和了解先祖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让母亲详尽口述并记录了那一段永远难忘的记忆，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月年之际，纪念英年早逝可谓是中国抗日民族英雄的廖司令。

在野战医院的日子

1946年的冬天，我从新六军野战医院出来后，因为担心回南方我不到工作而留在了沈阳。那时候廖耀湘军长的太太黄伯溶从上海到沈阳，患有贫血症，需找人每天打针。新六军的军需处长蒋继志与兽医队长石运川同是湖南邵阳人（廖司令也是湖南邵阳人），就把我介绍到廖家给廖太太黄伯溶每天打一针肝精，就是这个任务。但我已不是第一次见到过廖司令了。

话还得以1945年秋天日本人投降说起，那时我从苏州到私文的南京金陵产科医院做产科护士，因患疟疾被介绍人赶出门，于是辞职住到南京山西路附近赤壁路家姐认识的同事那里，当时小日本投降后接管南京的驻军新六军辎重营就驻扎在附近，（驻军官兵）常常来同事姐姐家聊天。他们见我服用奎宁片没能止住症疾，于是叫来了在缅甸、印度丛林抗战时对疟疾治疗有经验的兽医队长石运川，给我改用”阿的平”治疟，效果很好。后来，他们常常来同事姐姐家请她们全家去夫子庙看戏、吃饭，都是带我同去的。熟悉了一些以后他们说要调防上海，我这时的疟疾病也全好了，没有了工作，要回苏州姐姐家。

辎重营有个营长级的军官要去上海联系驻地，买去上海火车票的同时顺带为我买了一张去苏州的票，因为他们知道我连火车票也买不起，住在别人家的困境。在火车上，他告诉我，给你治病的石队长，是廖军长的”干儿子”，视同己出（后来知道，石的父亲是廖军长的战友，同是黄埔六期，早年去世，留下孤儿寡母）。还给了石队长在上海驻地的地址。

我在苏州姐姐家里养好了身体，本来是不想到外面去工作的，但失业在家，常遭大姐的白眼，以前的同事陆翘极力鼓动我找工作，于是由陆翘代笔就写信给在上海的石队长，请他帮我联系医院是否还招人？在南京时，我报考过当时的新六军野战医院，因为患病，也不知道结果。不久，石队长就回信让我去上海，他已经向医院院长管逸民说好，介绍我进去。那个时候新六军野战医院在上海虹口水电路。约好在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口，石队长开着吉普车送我到医院报到。同一批招进来的是南京的十多名护士，护士长叫魏诗丹，扬州人。上海也招进一名小颜，连我一起十三名。医生有广东、湖南人。这样我就在上海野战医院工作，离家（姐姐和外祖父的家）不远。

没有多久，内战又起。1946年春节过后，新六军野战医院在大多数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从闸北提篮桥码头登上英国的小登陆舰，调防东北，开始说是去天津，实际上来到了秦皇岛，很快就坐火车经山海关、锦州过去到了东北铁路的交叉口——沟帮子。在那里就开始大批地接收伤病员，每天耳边枪炮声不断。医院里有个小女护士颜如琰，是浙江平湖人，我们两人说的是上海话，因我和小颜的年龄小，护士长称我们俩为”两个上海小鬼”，叽里呱啦说什么她听不懂！我那时足岁是18岁，小颜虚数20岁。我和小颜均是不到20岁的女孩子，没见过这种世面，晚上偷偷在被子里哭泣，后悔到军队医院工作。很快在沟帮子接收了许多伤员。管院长说，我们医院都要成兵站医院了！每个人的工作量很大，我也累病了，扁桃体肿大，近40度高烧，护士长还逼我们上班。小颜说，侬哪能格拉，小陈高烧！护士长说那你带两个病房工作吧，你们是好朋友！小颜说：”代就代！累死算了！”那是1946年4-5月光景，沟帮子下着纷纷大雪。

驻地和病房不在一起，要走上20分钟，我还曾掉进雪坑，是医生们把我”拔”出来的。后来又来了更多的伤兵，内战双方的都有。因为人手不够，还来了30多名日本护士。因伙食、住地是同等待遇，我们十多名南方来的护士，认为日本人是俘虏，不应同吃同住，就罢工给院长示威。护士小张把碗丢地上，我把板凳踢翻，大范说太不象话，我们能和日本护士同工同酬吗？院长讲话劝我们复工，不行；军医务处傅从善处长来讲话也不行。后来新六军廖耀湘军长答应工作满一年，发路费让我们回南京，才复工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廖耀湘军长的面。廖是中等偏矮个子，戴重度近视眼镜，其貌不扬，讲话不打官腔，答应了我们的条件。讲话的内容是：让我们为伤兵着想，救死扶伤很重要，不上班是错误的。对日本护士的待遇不是一样的，她们30人才住一间。医院护理人员絕乏，不得已才用她们，临时性的。廖军长说的是湖南口音，有些听不懂。他说，东北气候冷，你们南京来的不习惯，聘用期一年，到期一定发路费让你们回去，说话算数的之类。后来我们就复工了。

到了1946年10月份，廖军长的承诺兑现，一年期满，发了路费，可以回南方，但女护士们有的嫁给了军医，有的嫁给了军官，回去的没有几个。我当时留在东北沈阳留守处，住在小颜家。她和卫生队的军医、石队长的堂弟结婚后，在那里安了家。我暂住她菜，是想在东北找一家民营医院工作等机会，因为我怕回上海、南京找不到工作，又失业怎么办？

在沈阳的日子

我那时经石队长和军需处长蒋继志介绍，有了男朋友，也在沈阳新六军军部，是他们在印度缅向抗战时的战友同事，中央大学的高材生，军需处被服课长，当时说大我6岁（实际10岁，1917年出生），老实本分，人品好，个子不高，清秀瘦俊，江浙地区文人家庭出身（1949年解放时才知道他1939年在重庆中大参加过中共地下党，1941年失去联系，一直没有暴露身份），他们两人把他夸的不行，确实字也写得十分漂亮。只是才认识，不想马上结婚，关系比较一般（后来我们在1948年结婚，生育了一女三子，共同生活了60年）。

这样我就留在了沈阳。廖军长这时已经升任第九兵的司令，新六军的军长是舒适存。廖耀湘的太大黄伯溶从上海到了沈阳，因患有贫血需要每天打肝精针。军需处长蒋继志，我男朋友的顶头上司和印缅患难战友，又是石运川因长的好朋友，见我留下来，就与石队长一起介绍我给廖太太打针，于是，我与廖耀湘一家有了近两个月的生活邂逅。

本来是由廖司令的司机从留守处的汽车队，每天开车顺路带我去廖家打针打完针回小颜家的。司机是南京籍的，很主动地要开车顺路到廖家，但廖太太黄伯溶有个好友刘太太，现在叫闺蜜，用上海话形容叫门客，实际上就是管家的职能。刘太太是新加坡华侨，留我在廖司令家吃午饭，开始廖不在家，后来廖司令回家时和他一桌吃饭。我感觉廖司令他很随和，见我拘束，不敢拣爱吃的菜，老吃面前一两个菜，廖司令就对我说：陈小姐，怎么只吃面前一个菜？还风趣地说：我们湖南长沙的筷子长，可以夹到对面的菜，你就方便了！不要客气，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像在家里一样嘛。让我不要拘束，想吃什么菜尽管吃！大家对这一笑话引来很轻松的气氛，我听了这些脸都红了。

在廖司令家，周六时常可以见到杜聿明、郑洞国等大官和他们的太太和副官。他们是来开舞会，或者是来打桥牌的。廖司令和廖太太都是欧美留学生，即使在血与火的战争期间，也保持着欧美的生活方式。我作为小护士，只是偷看一眼，都不敢正眼看他们。

廖司令的轿车停在小颜住的留守处，司机是南京人，欢迎我搭车去廖家。我每天上午九点跟轿车去廖家打针。廖司令他们很迟起床，大约要到11点左右。我就在大客厅里看书看杂志，等他们起床。那时廖耀湘军长已经升第九兵团司今，廖太太大概是及上海来东北探望丈夫的，所以经常会住沈阳公馆，也就经常会看到廖司令。新加坡华侨刘太太一直陪廖太太黄伯溶在沈阳，我和刘太太熟悉后她还送我皮鞋（眺舞穿的），她会讲上海话，家在上海闸北北四川路”军之友社”，她丈夫是社长，好像叫刘德明，认识廖太太黄伯溶，知道她是辛亥革命先烈黄兴的侄女。但我不知道刘太太的名字。

廖太太黄伯溶是个大家闺秀，早年在南京金陵女大读书，后来去法国留过学，与同在法国军校留学的廖耀湘相识而结婚。有一个儿子，叫”毛毛”，一直在上海，当时大约10岁。我在新六军野战医院时的一个护士好友，东北沈阳人李桂珍，被医院派去在上海廖家给生肺结核的”毛毛”打针，以后几十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也不知道”毛毛”现在还记不记得这位东北的护士阿姨？李桂珍解放后离开老家到了西安，在没人知道她过去经历情况下做了第一医院的主治医生，而不幸的是做过新六军抗日军官的夫君在文革初期不堪忍受侮辱而跳楼自尽，她独自将几个子女抚养长大成人成家，现在都很幸福，李桂珍已在前几年去世。

廖太太黄伯溶对我这个小护士很关心，问我在她家吃饭习惯吃中餐还是西餐？我说中餐，西餐的刀又不会用，会闹笑话。她还问我喜欢吃什么？我告诉她，我喜欢吃梅干菜烧肉。过了几天，厨师还真的在东北买到了南方的梅干菜，真的给我吃上了梅干菜烧肉，她吩咐厨师做的！

营口之行

在廖太太家打针期间，廖耀湘司令要带夫人去看营口的盐田，也可以说是沿线视察鞍山、海城、营口。因为每天要打针，刘太太就劝我一起去见见盐田。

我们坐专列先到鞍山，住宾馆，半夜里廖太太头晕休克，廖司今跑来让我去搭脉数脉搏。我们同行的有14军军长龙天武夫妇，龙军长也是廖军长在印缅抗战时的部下，抗日英雄。龙太太、刘太太和我同住一间。龙太太听说我是苏州人，还说他们14军从印缅回来接受日本授降后，就驻扎在苏州，可惜那时不认识我之类的话。可见龙军长他们对日本人只愿意接受真正在战场上打败他们的新六军所拥有的自豪感！

专列到达营口，有盛大的军乐队吹奏迎宾乐，不少入在车站站台上迎接。下车时，廖司令让太太、小姐们先下车，大概是欧美留学和在印缅前线和美国人、英国人交往的习惯性礼节。女士们在营口首先参观盐田，我是第一次见到盐在田里有结晶盐粒分布，而太太们似乎对盐粒的知识十分丰富。这次跟廖司令、廖太太出去专车参观，给我留下廖司令和廖太太都是留学过法国的知识分子，见过世面，待人亲切和善，廖司令处处谈吐幽默风趣，即使是一个小护士，在一个中将司令、中国人民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大英雄面前，一点也不用紧张胆怯。

这三位太太，数廖太太黄伯溶学识最高，既是法国留学生，又是辛亥革命先驱、广州黄花岗72烈士黄兴的侄女，都没有一点官架子。在专车上，廖司令和随从人员打桥牌，我和三位太太们聊天，作为一名只读过三年小学文化的小护士，并不孤单冷清，也从没有感到低三下四。

专车到达海城，安排我们住在当地的富绅家里，睡在炕上，大家都一样，中将司令也不例外。次日起来，廖司令又风趣地问我说，陈小姐吃过我们湖南的腊肉吗？我说没有。廖司令说，我们睡的炕，就像烤腊肉似的，我们睡在炕上，是在烤人肉啊！大家都哈哈大笑。那户人家还有一个大院子，我们在那儿拍全体照，大约有十多人，我躲在最边上，准备不参加拍照的，但廖太太和刘太太拉我站在边上，后来还印给我一张，放在我的影集里。可惜解放后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交到党支部被父亲的学生（教师，党员积极分子）作为向党交心的材料展示过，文革动乱时自己因为害怕烧掉了，现在想起来非常可惜。

石队长一家来访

回沈阳不久，石运川队长突然带着来自湖南邵阳家乡的老母亲和夫人、女儿到廖府见廖司令。廖司令知道我们认识，但不知道我们相识的原委，于是就请我一起陪同吃饭。因为石的夫人可能是听到了一些原籍军官的风言风语，对我有醋意，而实际上石队长对我就像对小妹妹一样，没有一点其他的意思。正是石队长和蒋继志军需处长给我介绍相识了男友，后来一起生活了60年的伴侣。这时我才知道，廖司令和石队长家亲密的关系。饭后，我和廖府一行人一起来坐轿车送他们到沈阳南站，石运川同车送他们到南京转车，自己在南京参加培训。

在送石队长一家赴沈阳南站时，我和廖太太、刘太太坐在一台车上，但回来时，让我跟廖司令同车回去，她们去郑洞国将军家打麻将去了。这样，我这小护士就和廖司令同车。他开始问我话：说家里做什么？我回答：乡下种田。我7岁时大姐把我带去上海、苏州读书的。廖司令问我还想不想再上学？我说，已经工作了，再上大学跟不上的。廖司令平易近人，说话风趣，大约看我拘束特别找话说说吧。

有一次，廖太太让我和刘太太一道上沈阳街上买冬衣。廖司令和副官李万福也同去的。进那家商场时，门框没装玻璃，廖司令伸手就推门，推了个空，打个踉跄。我差点笑出声来。是李副官拉拉我的衣服角，暗示不要笑。后来悄悄告诉我：司令重度近视，你没听人家背后喊他外号”廖瞎子”嘛。我听伤兵说过廖外号叫”廖瞎子”，还说他不同日本下女在家向他服务，有人说他是怕老婆，还有人说他是廉洁，其实，新六军在印缅的组成完全不同于旧军队，绝大部分来自于大学生、中学生，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作为这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在法国受过严格的教育，在印缅与厌恶腐败贪婪的美国人在一起共事，其所做所为当然是令人敬重的。

在廖家结束打针时，廖太太让刘太太给了我厚厚的一包钱（东北流通券，那时的钱不值钱，也没多少），我告诉同样在上海廖太太家看护”毛毛”的好友李桂珍，李要我不要收这笔钱，她说，廖司令和廖太太人好，以后还用得着他们，就作为朋友帮忙吧。

那是1946年冬天，廖太太黄伯溶的针快打完了，我正要离开廖家时，却在廖家遇到了以前同在新六军野战医院的同事、好友，东北洗阳人李桂珍。原来她也是被野战医院派到上海廖太太家给盛的儿子”毛毛”打葡萄糖针，结束了回沈阳到廖公馆告知一声的。我和李桂珍是在长春新六军野战医院的同事，她大我几岁，沈阳是她的家乡，她很照顾我这个南方来的小妹妹。在廖家她见到我，很商兴。

我告诉她，我是在离开新六军后失业然后通过别人介绍在廖家临时给廖太太打针，不是公派的，廖太太还让刘太太给我用信封装的”报酬”给我。我考虑在她家吃饭，又不是医院派去，是将处长介绍去帮个忙的，坚决不收。退给了廖太太。李桂珍毕竟年龄大些，说：”不收好，说不定咱有时还会请人家帮忙呢！”

四处求职

离开廖家后，我就住到李桂珍家，和她嫂子及两个7、8岁捡煤渣的小侄子一起睡坑。李的嫂子是个寡妇，日子也过得很艰难，小侄子们每天到铁路上去捡煤渣，除了换些钱养家糊口，就是供我们烧炕取暖。过了半个月，李桂珍提议一同到地方医院去找工作。因我不愿回在长春的新六军野战医院，不是怕死，而是好马不吃回头草，要脸面，李桂珍她也不去长春了。李桂珍的护校同学分布在各家医院，以为好找工作。谁知跑遍了沈阳的各家地方医院，都不招人，就去抚顺。抚顺是个煤城，漫天都是飞舞的煤尘，我们尽管都用围巾包裹住头部，还是弄得满身都是媒屑，一头一脸都是灰蒙蒙的。抚顺同样没有职位，战争期间，地方医院都在减人，哪会再要人呢。我们走投无路，只得再回沈阳。

我离开廖家时，廖太太黄伯溶给了我她家上海的地址，这是后话。

在长春和吉林的日子

1947年元旦过后，我提议我们二人到长春初锦芝家。她也是新六军野战医院的护士，但她和她曾经看护的病人辛钟柯上校结婚了，听辛说他要调到吉林新一军三十八师当少将参谋长，正在等调令。辛家的住房是日本人的房子，也是和廖家一样的公馆，比较大，我们就暂时住在初锦芝家。辛家也有一个”门客”，是个男的，我们背地里叫他”老头”，实际上也只有40多岁。辛家在周末也常常开舞会，而且是化妆舞会，带面具的。我小时候7、8岁时在上海歌舞团学过舞蹈，舞跳得比较好，有一次化妆舞会结束时，”老头”说：”小陈跳得最好，是今晚当之无愧的’舞会皇后’。”但在这歌舞升平气氛中，辛上校也批评我们：”你们一点也不知道，也不看报，不关心国家的命运，内校打得很慘烈！”在好友初锦芝的鼓励下，我就托他丈夫介绍我们去38师医院，他答应了，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吉林，仍住他家。到了吉林，他很快和邬院长联系好，初锦芝、我、李桂珍三个人都进了38师医院，地点就在松花江大桥旁的吉林省立医院驻地。

1947年年初，那时候，国共内战又打起来了，而且很慘烈，在吉林的38师医院接受伤员很多，常常加班加点工作，伤兵倒不是很多，伤员主要为轻伤或者慢性病患者较多。伤兵抬到开刀房（简易手术室），外边停在担架上的伤兵连饭都吃不到，直叫饿！伙房没人，我们看不下去，就和李桂珍冒险上街买馒头，因为还没知道戒严后的口令，差点被卫兵开枪打死，我大声喊：我们是野战医院的，给伤兵买吃的，才算通行了。那时零下37度左右，还常停电，就因为战争的关系，双方争夺和骚扰。

因为冷，在手术室用炭基时，已轻度中毒，我还把炭基炉拿到卧室洗脸洗脚。半夜，李桂珍头晕起来喊我，我已口吐白沫，深度昏迷。李桂珍大喊着跑出宿舍找院长，院长组织医师们抢救，才捡回一条小命。同事们开玩笑说：”我们准备在松花江边上，做个墓地，’小陈之墓’。”

1947年7月，因38师打了败仗，战事吃紧，野战医院撤回长春，借长春市立医院部分病房接受病人。不久又搬到郊外靠长影厂附近，我们在晚上下班后还去长影厂看拍电影《松花江上》。本来长影厂保安不给进去，我用上海话说我小时候还是上影厂基本演员训练班学员，现在当护士了，上影厂还有不少同学名字报给他们听后，就放行去看电影。金山、张瑞芳等名角也都见到了。谁也想不到巨大的危险在逼进我们。

有一个星期天放假，我上市里买日用品，和小蒋同去的（小蒋是我介绍进38师野战医院的，她是东北人，护校毕业，家里穷，没有工作）。在街上恰巧遇到新六军兽医队屠生官副队长，也就是石队长的副手，江苏常州人。他见到我很惊讶，说：仗打成这样，你还在长春，准备当炮灰呀？快回上海去！我回答请过长假，院长没同意。他说：你们是聘用人员，不是正式军人，可以开小差么。他还说马上就走！现在有最后机会，长春的留守处及家属马上要撤退，去找汽车队队长，跟留守处撤退的家属一道走！他写了一张名条给李队长，让我告诉他，你是石队长的朋友，廖军长家的护士，要跟车去沈阳。李队长也是邵阳人。

那天正巧新一军38师医院进市区聚餐，我也参加了，但半途我叫了一辆马车回医院搬行李。值班护士小蒋看我匆匆忙忙理行李，装马车，有点疑惑，但也没多问。那时身上没多少零用钱，我把行李送到汽车队后又去了新一军38师师长李鸿家，因同事、好友东北人李桂珍在他家做特护（开刀后护理），让李桂珍帮我把一个戒指换钱。她没有去换金戒指，说她出不去，戒指无法换钱。我只好说送给你吧，到沈阳我还要住你家呢！这个金戒指是在长春新六军医院时伤兵代我在地摊上买来的。那时日本人要回国，没路费，就上街摆摊卖东西换路费。我的病房里的轻伤兵，天天下午去买回一些东西给我看，我就托他代我也买些。例如照相机、照相簿和戒指，所以把钱全用掉了，无一点积蓄。

当晚在长春本地人家吃了晚饭，是在医院拍照的照相馆的人，他们热情招待，我厚着脸皮吃了，主要是身上已没有一点点钱，想向汽车队队长借钱也不好意思开口。第二天坐上一辆军用卡车。车内有7—8人，全是男军人，军装整齐的，有少将、上尉、少校的军人，他们带了干粮，看我什么也没有带，也送我吃点。我想，到沈阳可以在李桂珍家吃高粱米饭，哪知路上车子不好走，道路被破坏厉害。经过四平时，真的房子也没有了，人也没了，到处是弹坑和废墟，破败不堪。

车上那个沈阳人少将想下去买些吃的也没铺子了，汽车还差一点开到昌图附近的解放区去，还好，司机发现得早，退出来，走到沈阳的路。到了开原就有火车了，到开原有新六军的接待站，遇见孙天锡（男友金课长的同学、同事，新六军的会计科长，一同从昆明到印缅的，也曾经在大学参加过地下党，解放后在湖州被劳改）。他听我说是新六军野战医院（其实已不是，是新一军38师医院）的，再听名字，已知我是金的前女友，热情接待并把行李寄存他那儿，让我跟原卡车去沈阳。

到沈阳已经是黑夜，戒严了。少将军官说我家就在沈阳火车站对面，你可以随我到我家住我妹妹房间。这样在沈阳过了夜，次日即去李桂珍家，去颜如琰家（她婚后住沈阳）。是颜将我到达的消息告诉金的。

长春陷落与逃离

1996年，看到解放军中校写的《雪白血红》后才知道在后来长春被围困达8个月之久，据说有30万平民死亡，被饿死。李桂珍仍在38师医院，长春守军郑洞国率部起义，医院被解散，李和那些医生护士们被集中到延边”洗脑”，在那里结识了野战医院的司药，后来被造散回家，两人到没人知道其下落的西安结婚成家（解放后，联系上后问到后来的遭遇，回答是那段时间不是人过的日子）。而常州人、兽医副队长屠生官听说后来去了台湾。

1947年7月，我从东北长春跟新六军留守处的汽车队到达沈阳，到留守处找到颜如琰，告诉她是”开小差”出来的（请假院长没同意），准备回上海。在沈阳时，廖太太曾经问过我，是否回上海，如果去，可以请廖司令写个条，搭乘蒋介石公子蒋经国的飞机去上海，我一听，这哪敢啊，本来就不打算回上海，还要留在东北找工作的，于是就没答应。谁知半年不到，我竟至几乎奔命般地逃出快要被围的长春。

文章来源于新浪博文，作者网名爱丽舍二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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