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逸飞

录入校对：观棋不语

杜聿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审稿意见：本材料写得真实具体。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滇军由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率领开进越南受降。蒋介石为了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将在越南受降的滇军第六十军和新编的第九十三军于1946年4月由海运调到东北。其中第六十军所属一八四师于4月26日到达海城，分别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四地。5月30日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师直属队和五五二团1个团共约3800人在海城起义。

起义经过概述

1946年二三月间我还在陆军大学学习时，就知道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大打内战，也知道第六十军将调到东北去。3月底我到越南海防归队，任一八四师参谋长职务。我一到就首先了解师内还有没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知道只剩一个王立中同志也被调走了，原来是有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的军队，现在一个党员也没有了，过去又没有多少群众基础，工作是不好做的。我只好随时留心观察各方面人物的思想状况。

潘朔端原系暂二十三师师长，到越南受降后，才调到一八四师任师长。郑祖志原系五五〇团团长，提升为副师长，接任他的团长职务的是杨朝纶，他俩的关系比较深。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整个团都是新调来的，原五五一团调到暂二十一师去了，那个团我的熟人较多些。五五二团团长魏瑛，也跟我比较熟悉，但思想情况还是不摸底。

4月12日师部和直属队搭一艘自由轮沿海北上。一登轮就见到驾驶室墙上大书特书”中国人不许人内”的字样。当时潘、郑就问黄船长为什么这样写，这个船不是赠送给中国了吗？为什么还有”狗与华人不许入内”这类禁令？黄船长马上就命人粉刷掉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潘、郑两人的民族意识。

船长办公室有收音机，潘朔端无事就去拨弄收听”美国之音”。有一天收听到长春被共军攻占的详细情况，我和副师长都在傍听着，听完后，大家议论起来，得出两点意见：一是国民党的广播完全是虚伪的，要想知道一些真实情况，还是要收听外国广播。二是知己知彼，是军人应该具备的本分，要做到知彼，就应该直接收听延安广播。于是潘朔端开始积极地在收音机上寻找延安广播的频率，我说我们也要找一个收音机，他说可把美国造的发报机拿来用。所以4月26日到达海城以后，还专门派一个学生（上船时收容的翻译）收听并记录延安广播。每日早餐完我负责读记录并开始议论，天天如此，成为经常功课了。

路过台湾海峡时，和黄船长闲谈台湾情况，黄船长福建人，名字忘了，很有正义感，对台湾情况很熟悉。谈到接收人员劫收情况时，他说，台湾人民恨之人骨，称狮子头（菜肴名）为陈仪菜。陈仪福建人，是劫收台湾的国民党大员，意思是恨不得把陈仪剁成碎肉做成狮子头来吃。当时从傍观察，潘、郑两人都表露出一些同情人民反对国民党贪官污吏的思想。

上岸后坐火车路过辽阳和沈阳时，潘、郑去见过杜聿明和廖耀湘，才知道一八四师脱离六十军的指挥，归廖耀湘指挥，驻防四个地点：鞍山东面必须摆两个营固守两个据点，营口必须摆一个营，师部和一个团驻防海城居中，以便接应其他各点。总之一句话，摆成在一条铁路线上被动挨打的架式，师里没有自己调整的权限。

随后第六十军全军陆陆续续到达东北，其军部和二十一师驻在抚顺，一八二师驻在锦州，也不归六十军指挥，六十军只指挥一个师，这就成为我们议论的题目之一，认为蒋介石不放心六十军这个部队，在排斥这个地方部队。

5月中旬，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副军长杨炳麟到海城视察，我曾用反对内战的观点探一探他们的思想情况。杨炳麟表示很同情，说抗战八年了，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不应该再打内战。曾泽生则顾虑很大，一说怕影响士气，二说卢总司令由越南只身回昆明处境不妙，我们如果不慎，怕影响他的地位。这种思想我估计是滇军许多人不敢妄动的主导思想。事实证明这是多余的，在一八四师起义后，卢汉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固了，把李宗黄撤走了。因为蒋介石怕后院起火。

以上是思想摸底的情况。从总的观察，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内战不容再有，民主为人民所需”，是符合各阶层人士的愿望的，也包括国民党军队内一些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将领的思想实际要求的。

5月下旬，副师长郑祖志视察鞍山后回海城，很不赞成廖耀湘指定把两个营摆在鞍山以东两个据点，想调整一下，但必需请示廖耀湘。廖这样摆法，其目的在巩固辽阳的南侧，廖的军部驻在辽阳，看来要调整，廖是不会同意的。还来不及调整请示，鞍山战斗打响了。总的形势，是国民党集中主力攻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就以辽东部队进攻辽阳以南地区，实行牵制。廖军部的参谋长其蠢如牛，在鞍山快要打响时，他还大喊大叫，要注意大石桥方面。

（此处后置内容省略）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参谋长。

来源：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