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惠侨

廖耀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审稿意见：系亲自经历，所述基本上与当时情况相符合，有史料价值。有关陈纳德航空队的前前后后等材料，也可供参考。

航委会驻仰光、印度六年见闻（节选）

1939年2月至1942年2月，我任中国航空委员会派驻仰光专员；1942年3月至1945年7月，改任中国航委会驻印度办事处处长，前后达六年有余。现已事隔多年，记忆困难，故将一些亲历见闻记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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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航委会”驻仰光专员

1935年，我因宋美龄的关系，进“中国航空委员会”任中校参事。“航委会”委员长由蒋介石兼，宋美龄任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是周至柔。实际工作由周负责，大权则掌握在宋美龄手里。那时，蒋介石十分崇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政权也日趋法西斯化，加紧与意大利和德国打交道。“航委会”里有意大利顾问，先后有劳第、斯加隆尼等充任。我是美国留学生，被派在意大利顾问室里办公，实际是做意大利顾问的顾问，为宋美龄与意大利顾问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航委会”随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1938年，武汉沦陷，“航委会”又撤退到成都。“航委会”办公室主任也由周至柔调蒋介石另一亲信钱大钧充任。先是，国际运输路线主要有两条路：一条由香港经广州到武汉；一条由越南海防，或经滇越铁路到昆明，或经镇南关（友谊关）到广西，再到武汉。蒋介石既接受英美援助，也接受苏联援助。我们在汉口的时候，苏联在衡阳还有空军站。当时苏联帮助中国是真心实意的，英美则是另外有自己的阴谋目的，他们既对中国有物资支援，又和日本拉关系。但是蒋介石对于苏联是具有戒心的，因此逐渐和苏联疏远，更加投靠英美，特别是美国。继武汉失守之后，广州、南宁相继沦陷，香港路线已根本上断绝，越南海防路线也受威胁，行将断绝了。这时，日本势力已到越南，同时，日本还压法国，阻止军用物资经由越南转运。这样一来，美国运来的一切物资运输势必受到严重影响。

在1938年初，蒋介石下令建筑滇缅公路。当年12月底，就开始通车。滇缅公路所以能这样迅速地完成，也有其客观原因：当时怒江上的惠通桥、澜沧江上的功果桥，都是原来的铁索桥，规模已具，而路线也有一定基础。中国人民在抗日爱国的热情鼓舞下，日夜赶造，所以有此结果。我当时也认为蒋介石真有“军事远见”，预料香港与越南这两条路线不可靠，在短短一年内，就把滇缅公路建成，使抗日战争的军用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改由印度洋经缅甸运人中国。

滇缅公路筑成后，1938年底，“航委会”派我为该会驻仰光专员。临行时，钱大钧对我说：“国际运输线断了，幸亏滇缅公路已经筑好，以后美国CDS（中国国防物资）都靠从这条路上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派你到那里去当专员，代表航委会工作，希望你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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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慕尼黑阴谋和中、美、英之间矛盾

在仰光时，我常到曾镕甫家里去打牌，陈质平也时常在那里。尽管那时对于政治心照不宣，少谈为妙。但由于相处一起曾镕甫、陈质平有时也会流露出一些动向来。有一次，曾无意中透露：英美在搞中日和谈，对日本可能和平解决。可见当时英美的确有搞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由于日本积极准备南进，因此这个阴谋没有搞成。

在日军积极准备南进时，我们在曾家也有人谈起，听到日本已派大使到美国去，美国希望日军北进，用陆军打苏联的消息。这时，在仰光所反映国际矛盾也相当复杂。在1942年8月，英国曾经下令封锁滇缅路军事运输（其余照常），历时三个月。直到同年11月间，方才取消封锁。原因是：1940年6月，法国在欧洲军事失败；同年7月，日本占领越南，而英国在缅甸方面军力薄弱，日本对英国施加压力，英国于是下令封锁了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后来，两国商讨条件，不能接近，于是又取消了封锁。

1941年春天，英国已看出日本可能发动太平洋战争，曾经打算组织中、缅、马（马来亚）军事考察团来对付日本，希望以中英力量共同防护缅甸及马来亚，并维持滇缅路通运。这时蒋介石也积极征调赴缅青年远征军，准备前往缅甸设防。英国虽然预料到缅甸难以保全，可是不愿让中国在缅甸“染指”，也不愿让缅甸独立。如果暂行让给日本，二次大战得到胜利，缅甸仍可以继续受它控制。于是对中、缅、马军事考察团的组成及中国远征军的入缅动议，始终拖延不决。

随着日本占领越南，串通泰国（暹罗），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对英美宣战。9日，美国对日宣战了。大战之势已成，于是英国不得不与中国商讨共同防护缅甸条约，接受中国远征军入缅。12月11日，中国青年远征军开入缅甸。12月23日，中缅正式签订条约。

陈纳德航空队的前前后后

在仰光时，我还时常和陈纳德碰面。他时常用骄傲的口吻诉说着美国如何认真帮中国打日本人。陈纳德（Chenault），原任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顾问。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半年，美国指派他组织航空志愿军，由陈纳德任队长，率领P40型（即驱逐机）飞机100架，以“帮助抗日”为名，在那里活动。这100架飞机，系从美国运至仰光，由中美合办的垒元飞机制造厂派人前往明格雷登（Mingladom）机场旁一个厂房里装配的，然后推至机场，飞往汤古（在仰光北面，曼德勒西南，但不在铁路线上的一个地方）进行训练。至训练结束后，珍珠港事件发生，当即派驻仰光防守。及至日本入侵仰光，曾和日本空军作过几次战斗。但在保存实力的借口下，在仰光失守前，约1942年2月间，已撤退至昆明。这时，美国已经对日宣战，就改编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这是我国抗战后美军第一批驻中国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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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光失守前后

我初去仰光时，名为专员，实际上仅是一个光杆。后来，我的家属来了，于是由我女儿以私人身份协助工作。直到海防、河内相继为日本占领，于是原在那二处的工作人员，如：徐中原、王××（即上文接洽出售汽车的人）及陈光耀、葛夏渠等，来我处协助工作，并派王赞民（毛邦初的小舅子）任会计。到了陈纳德志愿空军队成立以前，又派了钱昌祚（钱昌照的族弟）、顾德昌（顾维钧的儿子）、熊安仁（熊式辉的儿子）协助垒元飞机制造厂人员在仰光附近机场装配飞机。这三个人都是留学美国学习飞机制造的。

仰光沦陷之前，国民党军委会后勤部长俞飞鹏到了仰光，亲来指挥物资运输处理事宜。随后，蒋介石带领林蔚文到了腊戍，来视察防务。蒋回重庆后，林就留在腊戍，有二师远征军交林指挥。部队刚开到曼德勒南的汤古时，日本有一部分军队早已从泰国及马来亚渗入缅甸，远征军被袭击溃散。4月28日，日军占领了腊戍，国民党远征军一部退回云南，一部由美国史迪威（Stiwell）率领，从秘密通道退入印度。总计远征军到达仰光，前后不过三个月时间。仰光沦陷时，我们“航委会”就有许多物资无法运走，如重型曳引机等这些东西都是笨重难运，都是美国拿来贷给中国的。

我在仰光沧陷前一个月，即1942年2月中旬，接到“航委会”命令叫我撤离仰光，退至腊戍。在我离仰光时，仰光已无中国的代表及其他人员。从仰光到曼德勒的铁路已受到从泰国偷袭过来的日军的威胁，不能通车，公路也已禁止通行。我是从铁路西面另一条路绕道到曼德勒的，后来，从曼德勒退至眉苗（在腊戍南，中国总领事馆已撤退到此），然后退至腊戍。

这时，腊戍已很紧张，只听汽车声日夜轰隆，抢运公私物资；尤其是私人的东西，争先恐后，一片混乱。中央军代表林蔚文当时也驻在这里，看见这种情形，也只好视若无睹，俞飞鹏那时也在腊戍，指抢运事宜。“航委会”在腊戍的物资，似汽车就有几十辆，有一次，我去请示林，他说：现在情况十分紧张，若不能运去，可即炸掉。

3月中旬，我接到“航委会”命令，派赴印度。因当时从昆明飞往印度的飞机已不经过腊戍，我只得从腊戍乘车至垒元，再从垒元飞往印度。原“航委会”部分工作，即交由原腊戍办事处主任林祖心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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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事基地在印度及其他

我在印度期间，可以回忆起比较重要的事情，还有下面几件：

第一，美国侵略势力逐渐侵入印度。印度在那时还没有独立，是英国的殖民地。可是英国的军事力量一向很空虚，在缅甸如此，在印度也是如此。中日战争开始时，在印度并没有美国兵。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才有军事人员到印度，但为数仍然不多。直到1942年仰光失守，史迪威率领一部分中国青年远征军从腊戍秘密通道退入印度前后，美国在印度的武装力量，骤然多起来。我们在印度的时候，美国在印度的海军基地起初最大的要算卡拉奇。后来美国在加尔各答建成一个更大的海空军事基地，主要人员及补给线都移到加尔各答。另外，美国在印度北面喜马拉雅山脚Assam邦，Di-broughr Dinjhan 地方设有一个很大的陆军基地，那里有庞大的补给线、很大的医院。我为着看喉咙上的毛病，就曾到美国这个军医院里去求诊，看到沿铁路差不多有100里长的地方都是美国的陆军基地。那时国民党有三师中国青年远征军，师长郑洞国、廖耀湘、孙立人，就在那里整编训练青年军。负责这个美国陆军基地的是史迪威。史迪威训练全美式装备的中国青年远征军，后来打的对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自美国陆海空基地侵人印度，从此在印度就以美国势力代替了英国的势力，政治经济各方面也从老殖民主义势力换上了新殖民主义势力。

第二，中央航空学校初级班移设印度。我在“航委会”驻印度办事处后期的主要工作是经美蒋之间协商结果，为着更加便利美国与国民党空军人员间的联系和保持训练安全，于1944年上半年，将在中国的中央航空学校初级班移设印度拉哈尔（现在巴基斯坦首都），这一批人也是由我接送安排的。航校的负责人陈嘉尚，杭州人，当时是中校衔，另一个姓曾的是少校衔。学员大概有100多人。这样，印度成为美国训练国民党空陆军的重要基地。

第三，在印度的中国机关代表不像在仰光时的多，除我们“航委会”办事处外，主要有下面几个：

（1）中美航空公司印度分公司。每天有一次班机来回中国与印度间。

（2）中国兵工署。代表方兆镐。我晓得他是当时兵工署长俞大维的亲信，他住在新德里，主要工作是与中美航空公司洽运轻武器和子弹。

（3）中央信托局。负责人仍旧是沈祖同，是由仰光移设加尔各答的。

（4）中国银行。在加尔各答也有分行。

（5）中国外交部派驻印度的外交专员沈士华。他是浙江湖州人，为钱大钧的亲信，住在新德里。他主要是代表中国政府与英国人、美国人打交道。我当时和美国人是有直接接触的，有些与英国政府有关的事，则都是通过他去办的。我与他也比较接近。平时他对时局虽然谨慎小心，但在言谈之间也流露消极情绪，担心日本什么时候才可以被打败。这也代表了当时国民党政府一部分人对抗日战争胜利遥遥无期的心理。在抗战后期，日本败局定的时候，又从沈那里传出消息，说是日本只向英美投降，不向中苏投降，后来又说只向中英美三国投降，不向苏联投降。这实际上都是英美日玩的把戏，他们仍旧想把打败的日本作为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在强大的苏联红军击败日本关东军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了。

录入校对：观棋不语

来源：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