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允龙 等

• 10. 和允龙口述
• 附：王楚英的回忆
• 附：和允龙弟弟们的回忆

10. 和允龙口述

和允龙，男，汉族，85虚岁，属狗，1922年生，文化程度为小学肄业

周荣珍(和允龙之妻)，87虚岁，1920年生，退休工人;和再宁(和允龙儿子)，59虚岁，1948年4月24日生，公司职员

调查地点：南京市白下区和允龙家中

调查时间：2006年7月6—14日

我家原住仙鹤门村，以前仙鹤门有半条街都姓和。和姓祖先是从外地逃兵荒，逃到仙鹤门的。

我家曾经很困难。祖父母的破草房失火，我差点被烧死，现在身上还有伤疤。祖父母的破草房烧掉以后，父亲借钱重盖的房子。

大伯和广莫，我都没见过，我出生前他就死了。除我父亲外，伯伯、叔叔都没有成家，靠我父母养活。

父亲和广舒(1886年12月15日—1970年11月25日)，8到10岁还没有裤子穿。母亲吴玉修，娘家是仙鹤门村门坡下人，家里也很穷。他们成家时，什么也没有，借亲戚的马房结的婚。岔路口胡家织云锦，父母亲到胡家做帮工，缫丝，不过父亲是缫大车。等我母亲要生养时，父母从胡家回来磨豆腐，开豆腐店，父亲挑担子卖豆腐和油炸干。开过豆腐店，又做粮食行。

父亲没读过书，但是讲道理，知人情，结交朋友，对家人朋友好，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他。他不嫌贫爱富，有同情心，肯帮助人。用现在的话说，穷则思变，生活逼得他敢于创业。他讲信用，会理财，借钱置产，听到人家要卖田，借钱也把田买下。到1945年我家进城时，已有瓦房20间，田近50亩，开有”盛兴粮食行”。

我3岁害眼病，左眼失明，念到小学6年级，但是没毕业。父亲开粮行时，我帮跑外勤。解放后，我进了工厂，因工伤左手一个手指少了一截，大概是1981—1982年退休的。

我有6个兄弟姐妹。姐姐最大，姐夫杨金贵，是招女婿。大哥和允湘、二哥和允涛、我、四弟和允璧、妹妹和允英、五弟和允斌。1937年，我已经16(虚)岁，和父亲都属狗，他大我”三轮”;我五弟才5岁。大哥开肉店，二哥开杂货店。

日本军队打南京，已经临战，父亲把全家送到江北六合县划子口谢传业家避难，有母亲，大姐一家(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小孩)，大哥一家，二哥，我，还有妹妹等，总共近20口人。家中共有四条驴子、一条黄牛，牵了两条驴子到江北。住了不长时间，又在江北六合县白庙乡老兴圩租了史永发家的房子住下。白庙位于瓜埠、东沟两镇之间。

父亲送我们到江北，又回到江南家中。没有一个礼拜，日本兵就打到仙鹤门了。日军来之前，二伯伯和广扬催我父亲走。父亲这才牵着一头黄牛和另外两条驴子，到岗下村一个好友曹老二家躲一躲。曹老二，我们叫他曹伯伯。

没多长时间，天把天，遇到日本兵抓夫，父亲被抓差，是从曹家被抓走的。他被迫替日本兵扛东西到南京下关。一路上，日本兵逮到中国人都要看看头和手。日本兵中也有懂几句中国话的，遇到有中国人被日本兵怀疑，父亲就对日本兵说，他们是老百姓，是好人，这样救了不少中国人。

到下关后，日本兵看我父亲年纪比较大，就给他开了路条。父亲被放回来后说，日本兵不讲理，抓到中国人就打、就杀。从下关回到岗下，让他意外的是牛、驴子等还在曹家。

这时从草堆里出来一个人，穿老百姓的衣服，对我父亲说：”老太爷，是我替你看的牛和驴子的。有人来牵牛和驴子，我说，这是我朋友的。”

这人求我父亲救救他，说他叫徐贵生，在南京开湖南饭店，全家人跑散了，只剩下他一个人，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了。

光复后，”徐贵生”曾对我父亲说：”曹老先生那里，我就不去看他了。当时我的七八百块钱，都掏给他，给他拿走了。”据”徐贵生”说，曹老先生收了他的钱，对他说，你把牛和驴子看好，以后就跟它们的主人走。

父亲出于同情，交代他说，我牵着驴子，在前面走，你牵牛跟着，万一遇到日本兵，我来讲话。交代过后，我父亲就带着他去栖霞寺。

(和再宁插话：听我爷爷说，他带这个人去栖霞寺前，对他说，路上遇到日本兵，你千万不要讲话，我就说你是我哑巴干儿子。)

从岗下村到栖霞寺只有四五里地，两人在路上没有遇到日本兵。我父亲领他到栖霞寺后，就和那里的难民住在一起，他们没有吃寺庙里放的粥，而是吃我父亲带去的粮食。

到栖霞寺没几天，徐贵生对我父亲说，我碰到堂兄弟”徐学田”了，他是我饭店的佣人，在饭店前堂搞招待，知人待客的。在庙里，他打不到粥。老太爷你好人做到底，让他和我们一起吃。我父亲说，带我去看看。一看，一个穿老百姓衣服、胖胖的人，看来是饿坏了，排队领寺里放的粥时拥挤，被和尚罚站，站在排队打粥的难民队列旁边。

我父亲说，不管了，不管了，跟我走吧。黄就不再打粥了。

我父亲也曾半信半疑，既是堂兄弟，怎么一个是”贵”字辈，一个是”学”字辈，而且口音也不同(徐学田是广东口音);既是老佣人，怎么胖胖的?但是，父亲还是让他跟自己、徐贵生一起吃住。跟徐贵生一样，徐学田也是身无分文。

当时，连我父亲都不知道徐贵生、徐学田的真实身份。

听我父亲回来说，他们躲在栖霞寺时，日本兵常来作恶——从庙里拖姑娘走，还牵走牲口，有时就在牛屁股上活剐一块肉，和尚也只能对日本兵敷衍敷衍。大姑娘、小媳妇们都把头发披着，用锅灰糊在脸上。我父亲带了牛和驴子，日本兵来了就躲开。他们没去江南水泥厂。

在栖霞寺大约住了半个月左右，到了当年(1937年)阳历年底，徐贵生对我父亲说，日本兵三天两头来，躲在这里不是办法。马上要过年了，可能日本人忙过年，要松一点。江边你有没有熟人，能不能找到船?想办法把我们送过江，我们想到上海。

父亲也考虑在栖霞寺牛和驴子不安全。他开粮行，平时运粮有熟人，找到熟人后(是哪个熟人记不得了)，就在夜里带着这两个人、三头牲口和百十斤粮食，从石埠桥以东的小兴庄(现在南京炼油厂附近)偷偷过江，到了对岸划子口以西的黄家圩。船钱是我父亲付的。快到北岸时，天已经亮了，被停在江中的日本军舰发现，日本兵开了枪，但是距离远，没打着。在江北划子口以西，大家上了岸，就顺着圩埂跑。

家人见到父亲回来很高兴，但是奇怪怎么是三个人，父亲就说了这一段情况。

徐贵生见我们住在圩子里，对我父亲说：老太爷，这个地方太好了，四周都是水。

徐贵生瘦瘦的，带一副眼镜，个子不算高，但也不太矮，穿老百姓的衣服。他说他属猴，和我姐夫同龄。徐学田比徐贵生矮，胖胖的，身上有红痣。他穿的棉dèng子(棉袄)和南京人的不一样，大襟子扣子往左边扣，南京人叫这是侉dèng子。

徐贵生叫我父亲”老太爷”，叫我”三弟”。全家人外出逃难，没有多余的衣服，只腾出件把给他们换换。晚上睡稻草铺的地铺，通铺，全家睡在一起，他们两人睡在靠门口的地方。当时，他们都生了臭虫、长了虱子。

(和允龙老伴周荣珍插话：我比我老头大两岁，是和家的童养媳，当时我也在。徐学田戴个老头帽，拉下来可以遮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收上去可以把脸全露出来的那种。他们两个吃饭时，拿筷子夹菜都夹不起来。我心想：这么大人了，拿筷子都不会。我还给他们捉过虱子。两人还”梦哭”。)

在江北，夜里我偷偷回过一两次仙鹤门，看到家里的房子被烧了。从长江南岸到仙鹤门，沿途见到不少尸体。

两个姓徐的在我家住了一个半月，从来没见过他们身上有枪。我父亲也猜他们是中央军，曾问过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徐贵生强调他是开饭店的，说徐学田是他店里招待顾客的。父亲觉得都是中国人，能搭救当然搭救。无论在栖霞寺还是到了江北，父亲都没有和他们深谈。

后来回想起来，他们也不是一点没露马脚。一次，我表哥到了江北，当着这两个人的面对我父亲说：”三姑爹，也不知他们是哪路人，你既花粮食，又担风险。把供这两个闲人吃的粮食，匀一点给我们也好。”表哥走后，徐贵生问我父亲：这人是谁?父亲说：”内侄，我家眷弟弟的儿子。”徐贵生说：”如果今后我能回来的话，一定让他充三年军。”当时我们也没深究，他到底有什么权力，竟能发配我表哥去充军。

徐贵生还经常捡废旧报纸看。

他们两人整天跟着我父亲。在江北，我父亲也有熟人，他常常到东沟、瓜埠朋友家玩，还带着两个姓徐的，他们在一旁都不吱声。

有一天，徐贵生对我父亲说，如果老太爷有熟人，找到船的话，我们想到上海，那里有亲戚，到那儿我们就有办法了。我父亲做粮食生意，有时也找船运粮到无锡去卖。因此，徐贵生、徐学田提出要到上海后，我父亲基本已经把去上海的船找好了。

正在此时，父亲带他们同划子口朋友谢传业一起吃饭。谢是开猪行的，我大哥开肉店，都买他家的猪。我家吃粮没上街买过，都是谢传业和他的耳朵有点聋、口齿不清的儿子送来。谢与我父亲聊天拉呱时，扯到以后怎么办，怎么做生意，又扯到(农历)三、六、九赶集的六合瓜埠镇上有中国军队的告示。

从茶馆出来，徐贵生就对我父亲说，老太爷，刚才在茶馆里你们讲什么我都听到了——六合有中央军，告示都贴到瓜埠了。明天请哥哥、姐夫陪我们到瓜埠，看看是不是有这回事。如果真有告示上墙的话，明天我们就走，中央军里我有熟人。

第二天，我姐夫、二哥就跟他们去了瓜埠。四个人走后，大哥说，他们玩，我也去玩。这样，我大姐夫、大哥、二哥陪着他们去瓜埠，就像一家人一起外出赶集一样。一路上越打听越是，在瓜埠果真见到了告示。他们两人商量了一下，让大哥回来报个平安，说，请老太爷放心，他们就不回来了，怕回来会走漏风声。有了事情，不但走不掉，还会拖累你们全家。让姐夫、二哥陪他们一同到六合，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中央军。如果真有，再请老太爷来送他们。

当晚，四个人没有回来;到第二天，还没有回来。

四个人走一路，问一路，问到六合。到六合后，见到中国军队的岗哨，跟岗哨讲了。岗哨派人把他们送到六合驻军司令部，当晚洗澡、换衣服，门岗也加强了。当时顾祝同部队的总部在蒋坝，军队派人送一路，前面一路就有人来接，一直接送到蒋坝，我姐夫和二哥跟着。

到蒋坝后，徐贵生对我姐夫和二哥讲：”姐夫、二哥，我们身上分文没有，在你们家住了那么长时间，日后我们一定报答老太爷的恩情。我们带二哥走，培养他当兵或者读书，感老太爷的恩。非常对不起老太爷，我们没有对他说真话，我是廖耀湘，他是六十六军副军长黄植楠。”黄植南的”南”恐怕还有个木字旁。

这时他才说出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此前无论是在岗下村曹老二家，还是在栖霞寺难民所，还是过江住在我家避难的地方，他们都没有暴露过。当时他们躲都来躲不及，所以直到蒋坝他们才自报家门。在栖霞寺，廖耀湘、黄植楠没有找过和尚。

(和再宁插话：听爷爷生前说，廖耀湘在庙里小便，被老和尚看到了，还剋了他一顿。)

然后，他们派便衣护送我姐夫从蒋坝回来。姐夫回来，我们才知道，当时被说成”饭店伙计”的黄植楠，比自称是”饭店老板”的廖耀湘的官阶还要高。听说后来廖耀湘到了武汉，见到蒋介石，蒋派他到一〇二师当副师长，黄可能回到广州。

我姐夫还带回一个条子，说请我们帮助打听六十六军叶军长的下落(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父亲就到栖霞山、龙潭、宝华山一带打听。我有个本家叔叔叫和广升，在马群开豆腐店，他说我这儿躲着一个叫云震中的广东小军官。我父亲没找到叶军长，却找到云震中。是和广升同我一起，把云震中送到六合的，这次部队没给钱。当时时局紧张，路上不太平，部队没把我带走。日本投降后，云震中没有再跟我们联系过。

我二哥跟廖耀湘、黄植楠走了，在廖的部队里当兵，当到相当于连长一级的干部，部队驻在湖南。因为他不是行武出身，一年不到，就到广东找到黄植楠。战前，我父亲让我们兄弟念到小学，说能认字、会算账就行了。黄植楠有个姐姐在广东曲江植中中学当校长，我二哥就到她那儿念书，不到一年，不幸染上传染病，死在那里。他生前曾有信寄回家，最后一封信是黄家寄来的报丧信，信都没保存下来。黄植楠兄弟姐妹8个。日本投降，我家机米厂在珠江路开业后，黄的弟弟还到我家住过。

这里还有一个笑话。当时3至5块钱买一担米，150市斤为一担。因为廖耀湘、黄植楠在我家过了两个月(栖霞寺半个月，江北一个半月)一分钱没花，到蒋坝后，军队给了我家500元。廖和黄说，这些天我们吃喝都是老太爷供给的，这是伙食钱。我姐夫回来说，老二跟他们走了，带走300块钱做路费，剩200块钱。

我父亲就把这钱藏到鹅棚顶的芦柴里。有一天，我父亲上街回来，快到家时看见鹅棚没有了。原来是房东与他的亲戚发生矛盾，把鹅棚拆了。我父亲说，这里面有200块钱，拆的人说”没看见”，双方还闹到六合县，但是对方高低不承认。父亲说，这是命!

日本投降后，廖耀湘知道这事，问我父亲”需要什么”?父亲说，一概不需要。

这时，拆鹅棚的史永发到南京找我父亲了，承认拆棚时见到200块钱。我父亲说，算了，事情都过去了。不但没有问他要钱，还留他们玩了几天。

“安民”以后，1938年春天，大概三四月份，穿夹衣的时候，我们一家从江北回到仙鹤门。家中3间房子被烧，东西全没有了。村上尸体东一具、西一具，有的地方尸体成堆。我家房子前面是稻场，附近两个池塘边是刘家的几亩地，就有一堆尸体。

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用扁担挑着畚箕、担子，将一处处尸骨收拢，挖坑、掩埋，把表面看到的尸骨都埋了。这些尸骨，有穿军衣的，有穿老百姓衣服的，就埋在仙鹤门小乌龟山、庵缺子一带。

我四叔叔和广发，在上海挑高箩，收旧。日本打上海，他就没了音信。日本打南京，我家中有一两百担粮食，堆在3间瓦房里，二伯伯看家，结果粮食和房子都给日本兵烧了，连二伯伯的尸体也没找到，只得做一个小棺材，招魂后埋在西岗小王庄。当时我外婆(名字和娘家姓什么都记不得了)80多岁，死得很惨，是不是被糟蹋了不知道，但是发现她拄的拐杖戳在她的阴道里。舅母吴杜氏被日本兵枪杀。我舅舅吴兆云、舅母还有后人——我表侄子、表侄女，现在还在。

日本打中国，我家没了4个人(还不包括病死在广东的二哥)。外婆、舅母找到尸体，二伯伯、四叔叔连尸体在哪都不知道。

现在，我右边屁股上还有个疤。那是”安民”以后，穿单衣的时候，从土城头、麒麟门开来几车子日本兵，下车就把我们仙鹤门村包围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后来听说是日本兵来”抓土匪”)，家家都逃，我也跟着逃，跑到隔壁中庵堂后面，那里草长得很高，我就躲在草丛里面。日本兵发现有人，”吆”的一声，就摔来一块不小的石头。我向前爬到街边，抬头一看，日本兵就站在我面前，用手枪对着我，问我：”你的，多大?”我说：”我的，十五”，并把手翻了三番(做手势)。他把手枪插到腰间枪套里，抓住我的手腕，把我的胳膊拧到腰后(做手势)，用脚一蹬，蹬得我睡在地上不敢动，然后他拔出马刀，在我屁股上戳了一个洞。他走了以后，我起来见裤子湿了，以为尿被吓出来了，一摸，一看，是血。当时村上一个妇女看见我说，你屁股上有血!就给了我一条裤子。我跑了二里路，跑到小王庄，睡在牙枣树下，中午就吃的牙枣。

当天，仙鹤门地区被日本兵抓走3个人：刘二胖，开茶社的;湖底村孙家龙;还有一个姓褚的，我们叫他褚伯伯，开中药店，也给人看病。这三人没经任何审判，再也没有回来。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回南京接收。当时一个美式装备的连，押着四五十个(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就住在仙鹤门我家。连长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和老先生?在大会上我们听讲过，南京仙鹤门和老先生是我们军长的救命恩人。当时，我正在挑稻子。

我们也从报纸上知道廖耀湘回南京了。第二天，我们正在收稻子，廖的副官李万福开了一辆吉普车，军队的人把仙鹤门南北街都站满了，他们把我父亲接到南京黄埔路军官学校内的陆军总部。我父亲又喜欢，又悲伤。

(和再宁插话：记得爷爷说过，当时他还应邀参加过庆典，王耀武、郑洞国这些人，他都见过。)

当时(抗战胜利后不出一年)，还出了小人书《军长蒙难记》。我家住中山门或太平门外，但被误写成”住中华门外”。

廖耀湘问我父亲，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父亲回说，做粮食生意。廖又问，在老地方，还是在城里?父亲不想进城，回来跟我商量。我说，进城。因为仙鹤门也有人在城里把生意做得很好;再说，家里有田地房产，如果我们进城生意做得不好，还可以回来。

父亲听我的意见进了城，住进珠江路珍珠桥、浮桥附近的一座坐北朝南的楼房。日本占领时期，这座楼房是日本人的”南京华东矿业公司”。廖耀湘对我父亲说，这是敌伪资产，你可以住，但是不能买。我家每月花一担粮食租下来，开了”盛兴机米厂”。

廖耀湘派李万福送了一块”匾”，上款有没有”开张志喜”，记不得了;中间四个大字是”惠我四方”;落款是”中国新六军军长廖耀湘”。说是”匾”，其实是长三到四尺，宽一尺多，红布、黑字、黄穗(的锦旗)。当时有些兵很邪，还有地痞、流氓、青红帮。这”匾”一挂，他们就不敢胡来或敲诈了。”三反五反”的时候，害怕惹祸，这”匾”被我家烧了。

廖耀湘还送了400块钱(约值近一百担米)，我家就拿它做生意钱。兄弟几个，不用外人，采购的采购，管账的管账，父亲对外，生意做得还可以。

廖还嘱咐我家：不要做军粮生意。因此，我家一两军粮生意都没做过。

(和再宁插话：听爷爷说，当时廖耀湘还说过，今后在军队不好干，等全国平定了，老太爷，我跟你一起做生意，我做你的外勤。)

我们准备廖耀湘到我家来，还杀了鸡，买了肉，但是他没有来。廖夫人黄伯溶曾把我母亲接到上海住过。我母亲回来说，床，软乎乎的(笑)。实际就是现在的席梦思。李万福的老婆则住在我家。

(周荣珍插话：廖夫人个子不高，瘦瘦的。)

廖也给栖霞寺送了一块匾额，上写”栖霞古寺”，挂在栖霞寺门头上。

日本投降后，我没见过廖耀湘。(和再宁插话：当时廖派人来接，都是爷爷一人去;有廖太太时，奶奶也去，其他的人很少参与。)现在珠江路80岁的老居民都知道，我父亲是廖耀湘的干爹，是他的救命恩人。

(和再宁插话：辽沈战役后，有的传说廖耀湘死了，有的传说他被俘了。当时廖夫人黄伯溶讲：不知廖耀湘能不能再遇到像和老先生那样的救命恩人了。)

1948年下半年，南京抢米风潮中，我家机米厂的米也被抢了。后来楼房交给原房主后宰门李家了，筑现在太平北路的时候它被炸掉，因为它就矗在(设计的)道路中间，就是现在珠江路和太平北路交叉口处。

因为救廖耀湘的事，我父亲虽没有受过大的冲击，但也受了点委屈。廖耀湘被特赦后，出任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死了，那时他夫人在香港。听说廖死了，我父亲很悲伤，1968年以后他身体就渐渐不行了，但是一听到小汽车声音，还说：小汽车来了，廖耀湘来接我了。我父亲留有照片，他是1970年85(虚)岁时去世的。现在他的墓还在南京东郊白龙山思亲陵，墓碑上有他的照片。

廖耀湘死后，我儿子出差到北京，问过廖耀湘的骨灰盒在不在了?可能是廖的儿子还是亲属，已把骨灰盒领走，葬在湖南。如果没有领走的话，我们准备把他葬在南京。

(和再宁插话：粉碎”四人帮”后，开了廖耀湘等人的追悼会。消息见报后，我家人围着一张桌子看了报道。我到北京出差时，去过八宝山公墓，想把廖的骨灰领回来，葬在南京。八宝山的人查了一下说，他的骨灰原来是放在这儿的，全国政协开来介绍信，已经被他亲属领走了。)

廖的儿子可能与我大哥同龄;现在我和两个弟弟都住在南京，我还希望两家的后人能有往来。(据悉，廖耀湘的儿子廖定一已去世。)

事情过去将近70年了，从来没人向我调查过这件事，而且还问得这么细。

附：王楚英的回忆

姓名：王楚英，1923年10月15日生，原新六军抗战老兵、南京市政协专员

时间：2006年7月14日

地点：南京清凉门附近王楚英家中

(王楚英曾是廖耀湘的老部下，在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担任过警卫组组长。)

在缅北，我曾好奇地问过廖耀湘，他当年脱险的情况。廖耀湘说，在太平门外他藏在一个老百姓家，躲过日军搜查。过后，有老百姓将他从栖霞送到江北，一直引了很远的路，对他很负责任，主要因为廖耀湘眼睛不好，又是湖南口音，防止路上遇到汉奸和日本兵。抗战胜利后，廖耀湘到南京找到这个人，送了一点钱给他开店。当时我22岁，还见过这个人。那是在太平路杨公井的一个小巷(不是太平巷)附近，临街有一幢房子，给新六军做军官俱乐部，廖耀湘曾在那里把这个老百姓和他的儿子介绍给大家，说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事新六军的人都晓得。

附：和允龙弟弟们的回忆

时间：2006年11月上旬

地点：和允龙家

姓名：和允璧，1928年生，大专毕业，兽医专业，已退休，现住南京水西门

我是和广舒的四儿子。土改时划成份，父亲是”工商兼地主”。土改前，我家就交田契。政府说，你们先拿回去，到土改时再说。土改时开会斗地主，别的地主都是跪着，我父亲是坐在凳子上讲的。

1937年，我10虚岁。跑反时，住在江北圩子里，草房，四周都是水。光靠谢传业伯伯家的粮食不行，加之也不放心家里的亲人、财产和粮食，父亲回过仙鹤门。

岗下的曹老二是做猪生意的。曹把人家的钱拿了不少，对人家说：日本人来了，不要跟我们家蹲一块，你是当兵的。曹家对我父亲说，你要过江，你把他带走，跟他要钱。曹老二对我父亲讲：这人身上有钱，问他要钱。我父亲说，国难时期，怎么能要钱?能带走带走。廖耀湘非常感激，好话说了很多：一定要带我走，救我，以后有好报。

在栖霞寺，难民胸前有红布条，上写”好良民”。一人发一个，你去要，和尚会给。黄植楠身上就有。

日本人”回杀”，一千多人跪在田冲子那里。一日本兵骑马，把一难民胸前的红布条扯下来给他上司。上司一看，就把机枪撤了，人们也一起散了。

日本人到岗下村”围兜”(包围)，四十几个人，被包围起来，用机枪杀了。在栖霞寺听到枪响。仙鹤门村施仁礼，与我姨表亲，他老婆的前夫，在那次被杀了。

在西岗和家大塘，日本兵打炮，西岗村铁路边坡坡，死的人很多，田冲里的死尸都没有埋。

在栖霞寺，日本人牵走一头大骡子的那次，当时廖耀湘躲在草堆里。

在栖霞寺半个月，是1938年元旦当天或前一天过江的。过江，一个人5块钱，平时1毛钱。我父亲说：”要多少钱就多少钱，明天一早过去。”在日本的兵船上来前过去。过江先要到小金庄。天快黑，迎面来了三个日本兵，黄植楠和廖耀湘都很紧张。我父亲说，你们不要讲话。如果日本兵问话，我来回答。但是，日本人转弯到江边去了。

到江北后，两人心情平静了。他们一起晒太阳，抓虱子，商量问题。我牵驴，他们不讲话。

我老表吴满荣曾对我父亲说，养兵干什么?我看他们就是兵，不是兵是什么?到蒋坝时，廖说，那个人讲话多狠!如果不是你家亲戚，至少充军三年。在蒋坝，我姐夫睡着了，他们把他摇醒说，明天，我们就要分手了。

脱险后，黄植楠说，仙鹤门死的广东人，你们做点好事，把尸骨收一下。

二哥和允涛跟黄植楠、廖耀湘走后，既读过书，也当过兵。廖耀湘对我二哥要求很严，一次在湖南邵阳街上，他见到我二哥口袋里装着桔子，就批评他：军人不像个军人!廖耀湘夫人黄伯溶对我二哥很疼爱，给过他5块钱。在黄植楠家，我二哥也受到特别待遇。我二哥不是病死，而是死于日本人之手，是阵亡。当时来信，怕我家悲伤，说是病死。1945年秋天，廖夫人和儿子在我家三楼说，和允涛的坟墓，被保护得好好的。一个姓何的，湖南人，是老二同事，1947年来我家时讲：和允涛是日机空袭时遇难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军法处彭处长，为我妹妹上学开的证明上说：烈士妹妹和允英送中华女中。后来，我妹妹毕业于明德中学，现住泰州。

抗战胜利后，廖耀湘回南京，曾请我父亲、哥哥在太平洋饭店吃饭，一些大官作陪。军长胸前佩戴勋章，车前挂小旗子。饭后，把我父亲他们送回仙鹤门。廖耀湘说我大姐没有变，还是这样，然后去了栖霞山。老百姓说：和老三做了好事，见到效果了。廖耀湘未见曹老二，但是也托人给了他一点钱;还问过，现在谢传业怎样?我父亲说，很好。廖耀湘说，那我放心了。

廖耀湘副官李万福的老婆，看到了《军长蒙难记》，就递给李万福。李万福请廖耀湘有空的时候看看。廖在飞机上看，看后没吱声，闷笑。这本小书说，廖耀湘给了和家”一把银子”，那是没有的事。

(和再宁插话：听爷爷说，廖耀湘去东北前，曾来我家告别，说，现在不安宁;等安宁后，我和你一起做生意。)廖耀湘离开南京时，跟警方等打了招呼。

据说，解放后刘伯承在南京摧毁了(大汉奸)褚民谊(为栖霞寺写)的一块碑，对廖耀湘写的”栖霞古寺”木匾却没毁，这木匾毁于”文革”。

姓名：和允斌，1933年生人，和广舒的五儿子，退休前是工厂厂医，现住南京白下区

时间、地点：同上

我听父亲讲过，岗下曹老二对我父亲说：你一个人牵牲口、驮粮食不方便，不如把他(指廖耀湘)带上，叫他帮助你。栖霞寺人多，就到那儿歇脚。就说他是你的伙计，带过来的。

在栖霞寺，廖耀湘小便，给和尚发现了，和尚用棍子敲了他。

父亲曾化装到句容宝华山一带打听过叶军长的下落。他还带人在田坎、屋前屋后捡尸骨，埋在仙鹤门小乌龟山等处。当时共起了三个大坟堆。

录入校对：建楚bot

来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9）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