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济时口述 钱先莲笔录

一、长春保卫战

严守信诺·激励士气

民国三十七年，蒋公召集东北高级将领在沈阳开军事会议，他曾对廖耀湘、郑洞国将军说：我要到长春去看看。

长春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下旬起被围，十月廿日失陷。十月中，匪军高射炮二团置于长春机场四周，空运等于中断。蒋公于十月十八日由沈阳飞长春视察，由于当时长春情况危急，各高级将领极力劝阻，蒋公谓我已允诺的事怎可失信，况且历艰危乃革命军人团结奋发的精神。

我负责蒋公的安全重任，格外谨愼，前一天先派楼主任秉国率张毓中上校、季俊宫中校等侍卫人员做安全布置，翌日凌晨蒋公自沈阳飞往长春。我记得很淸楚，飞到长春时，飞机尙未落地，炮弹已射到机场跑道了，我们就在这种危险情况下降落。

到长春之后蒋公就在机场航空站的休息室召集团长以上的将领讲话，紧接着又请地方绅士们到机场开会，一方面是深入了解长春的情况，一方面也勉励大家要团结。

然后他又要到长春各个重要据点去视察，当时连郑洞国都劝他不要去，可是蒋公坚持要到各军事据点和营长级干部们谈话，慰劳他们。他又派我们到各伤兵医院去慰问伤员。

在蒋公他老人家各处巡视的时候，他命我们的飞机送两批重伤伤员，和地方上极端反共的士绅和眷属到沈阳。我们在长春直待到晚上十点多才走。

我们飞往长春时连总统座机共是四架，而飞回沈阳时为避免敌人注意则分成二批，蒋公和一架侍卫人员乘坐的飞机先走，另两架则等翌晨起飞，飞机引擎才发动，敌人的炮弹就发射了。

由此我们可看出蒋公越是面临危险，越是鎭定而果敢，他为了守信诺，激励前方士气，不顾自身安危，眞是「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二、重庆保卫战

关注国事·不顾安危

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起匪军攻击重庆，蒋公于十一月十四日莅重庆，以革命领袖指挥大军作战，当时重庆亦很危急，随侍人员亦劝蒋公要以大局为重先行撤离，可是他坚持要等湘西撤往川东的部队到达重庆。那时湘西往川东撤的有宋希濂、罗广文、陈克非的部队。蒋公要求他们每天以电话报吿行程，并指示他们翌日西撤的目的地。

蒋公命我每天以电话和他们三位联系后必定要向他报吿。每天晚上我都要花费一两个钟头才能与他们联系上，由于军队是在移动中，每天联系的时间也不一定，有时还会等到半夜十一、二点。可是，不论我什么时候去向蒋公报吿，他总未入睡，由此可见他老人家一心关注国事，眞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有一晚，宋希濂在电话中很沉痛地吿诉我，他不打算到重庆了。他说：「离开军校之后，校长（指总统蒋公）看重我，当了总司令手下带几万大军，如今由湘西到川东只剩了几千人，我怎有面目去见他老人家呢？我要带残余部队到川康边境大山打游击。」后来他到第二十二军团长郭汝瑰的防地——泸州休息，那时郭汝瑰已变节投匪，可是宋希濂并不知，最后被郭汝瑰扣留了。

蒋公一直等到罗广文将军抵达重庆才走，蒋公离开重庆行辕至白市驿机场是十一月廿九日晚上十一时，三十日重庆沦陷，蒋公离重庆时眞是万分危急，匪军离重庆只有十几里路，我们在住处已听到枪声，在这种情况下蒋公鎭定如常，今总统经国先生亦随侍奉护蒋公身侧，分忧分劳。卅日晨蒋公飞新津机场，休息后飞成部，他这种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一心关注国事的精神，眞令人敬佩。

三、开罗会议

高度警觉·负责到底

民国卅二年十一月蒋公暨夫人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随行人员有随从秘书、随从医官熊丸上校、陆军武官陈平阶、侍卫官杨凤藻、张京云、官邸科长蒋孝鎭、副官汪东生、李大伟，以及高级幕僚商震将军、林蔚将军和周至柔将军等人。

十八日离重庆，飞越喜马拉雅山，抵印度国境卡堡机场降落，晚宿卡堡。十九日飞新德里，印度总督来迎，宿贵宾接待所。廿日飞喀喇密，晚宿美军接待所，廿一日安抵开罗，全部人员分宿两栋宾馆。

廿三日下午七时许，蒋公有事找商震将军和林蔚将军。侍从武官回报说他们有事外出。蒋公听了之后未说什么，过半小时蒋公说要外出，我卽带侍从武官、侍卫官随后，蒋公是到商震将军他们的住处，他看见桌上放着公文包，就带走了。

商震将军和林蔚将军回来之后，不见了公文包自然很着急，他们来问我，我就吿诉他们：「公文包在委员长房里」。他们只好去见蒋公。

蒋公看到他们就对他们说明公文包的重要性，蒋公说：公文包必须随身携带，交给副官提携都是不对的。他强调：敌人的奸细是无孔不入的，我们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不能有一刻的疏忽。

用这件事我们可看出蒋公他老人家无论到那儿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对于国事更是巨细无遗。（本文原载十月卅一日民族晚报）

录入校对：鱼珠前航道舵手

来源：宁波同乡第173期